谈谈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数字化问题

作者 人类学 来源 人类学阅读 浏览 发布时间 14/01/08

谈谈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数字化问题
作者:陈英初

  当今知识生产的方式完全颠覆了从前的模式,我们所处的时代亦被称为“大数据”时代,由于它的到来,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活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充分地数字化和网络化。在社会科学层面,它为我们全面、完整地保存与再现传统文化和积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人类学民族学应该积极主动地“拥抱”数字化浪潮,充分利用数字手段提高研究效率,让研究成果的价值得到最大的体现。理论上说,数字化就是将复杂多变的信息转变成为可以度量的数字、数据,并以此为基础建立适当的数字化模型,把他们转变为一系列二进制代码,引入计算机内部进行统一处理。

  在社会科学领域或者说人文科学领域,国外学者提出的“数字人文科学”(Digital Humanities)和“数字人文学者”(Digital Humanist)的概念,主要是指用电子技术创建电子文本,并结合人文研究的方法论来处理和分析传统人文科学的研究资料,从而建立起人与电子技术相结合的学术平台。前几年,美国戴维•莱兹(David Laze)等学者又提出了“计算社会科学”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的概念,其研究主线有3条:一是研究人;二是研究信息;三是研究人和信息的属性,为社会科学提供了一条革命性的计算之路。

  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学科而言,人类学民族学数字化,或称数字人类学民族学,是指数字媒介技术运用于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实践,在下意识中把我们的学术思维或学术活动同计算机的表达与执行联系起来,即运用网络、计算机软件、数据库等数字化手段进行学科内容的研究和管理。因此,人类学民族学数字化是一个充满潜力的研究领域,也是人类学民族学面向未来深入发展的必由之路,而目前的状况已经直接影响到学科今后的生存与发展,其数字化的运用功能应该受到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重视。笔者以为,以应用为特征的人类学民族学数字化,应该有以下3个层面。

  1.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网络化

  我国自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其平台经历了从单一传播向充分互动的转变,由于信息支配性的功能与过程日益同网络联系起来,目前已经形成为一个基于网络开放合作、持续发展的新局面。正是网络空间的建立,使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用数据形式存储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有人戏言:网络社会构建了新的“社会形态”。网络与学术的结合,使学术团体和学者们被放在网络的“ 放大镜” 和“ 显微镜”下。网络对于学术的介入,涉及到网页归档、文本情感分析、数字民族志、电子邮件采访等研究方法的产生。网络语境下,使得文献资料更加容易得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网络上学术博客、学术论文使人们与研究者的距离不断缩小。学术研究已经从过去传统意义上的研究方法延伸到谷歌、亚马逊等各种社交网络上,加速造就了学术生产,自然也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材料的收集和积累提供了更多的空间。网络信息已成为科研工作中至关重要的载体,它能够及时地帮助我们获取和交流,准确地掌握本学科的最新研究动态,保持一流的科研水平;能够通过媒介不断打造知识和学术传播的新形式,将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引向深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运用网络研究过程中还存有一些问题。例如,在现在网管不正规的情况下,大量信息进入网络公共空间,致使学术生产的浮躁之风随之凸显,人们可以豪不费力地信手拈来网络信息,随意拼凑、叠加自己需要的材料,形成所谓的“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治学的懒惰与懈怠,使得网上学术信息的可靠性与准确性难以保证,为学术造假提供了土壤,难怪有学者呼吁构建“网络学术生态”。虽然如此,在客观审视传统学术研究方法之后,我们并不能借此否定网络学术发展带来的进步,而恰恰是要在网络语境下,充分地利用网络技术,提高人类学民族学网络学术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将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引向深入。

  2.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过程数字化

  计算机软硬件的不断开发也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人员的研究过程提供了方便的数字化服务,特别是文本软件的运用,已经基本代替了手写著述的时代。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大多数科研人员在田野调查或著书立说中,只会使用一些简单的文本软件,对于复杂一点的软件的运用,则显得力不从心。因此,突破计算机操作层面上的壁垒,探索人--机结合的文字及图像数字化的收集、整理、筛选、对比的技术操作也是重要的问题。随着学科的发展和研究面的不断扩大,我们就会发现,科研工作中需要依靠大量的图像和实物相参证,这些“形象材料” 是我们研究对象的政治制度、文化礼仪、社会风俗、宗教信仰、民族习惯等多方面社会内涵的综合反映,它们是人类学民族学学术研究构成的要件。我们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尽快掌握各种新软件的水平使用,以加强驾驭“形象材料”的能力。除此之外,我们或应该注意培养一些既懂得人类学民族学专业,又懂得软件使用甚至软件开发的专门人才。例如,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把相片中的缺陷或缺损进行修理、修复,甚至再造;利用数字化运算工具帮助研究人员分析庞大的研究数据;对于田野调查中的生产资料、生活用品,运用软件获取三维数据、建立三维模型,再投射到二维图像空间中,最终根据图像画出各部都非常准确的几何线图。这些都对我们研究的科学性大有好处。

  3.人类学民族学数据库

  数据库〔Database〕是按照数据结构来组织、存储和管理数据的仓库,产生于50多年前。数据库技术的诞生和发展不仅带来了计算机信息管理的巨大革命,也给社会科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以后,数据管理逐渐转变成能够满足多种用户需要的多种管理方式和类型的数据库。

  当今信息化时代,数据库的建立,能够最大程度地推动和促进学科的发展,拥有一个运行于互联网上的人类学民族学数据库,是一项众多科研人员多年盼望的事业。人类学民族学数据库,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重要载体,是研究工作者进行学术研究的平台和进行学术交流的工具,我们要提高对建立人类学民族学数据库重要性的认识,把它作为学科创新的一个奋斗目标。真正认识到,人类学民族学数据库的建立,能够满足研究人员以下需求:(1)以一键式搜索方式简化对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文献、资料的检索。(2)快捷地查找世界范围内本学科最新文献和最新数据。(3)及时跟踪国内外同行的最新研究动态和学术观点。(4)通过数据库编辑、管理规范调查内容和研究方法。因此,建立什么样的数据库最科学、最有前景,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理念和方式。不了解、不熟悉专业数据库所特有的学术氛围,就无法提供受用户欢迎的数据产品。笔者以为,数据的采集、加工、利用与共享能够带来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乃至研究范式的创新。因此,人类学民族学数据库中至少应该涵盖如下内容:(1)国内外学术研究机构数据。(2)学科基本理论数据。(3)学科发展历史数据。(4)学科研究范围数据。(5)学科研究地理区域数据。(6)相关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情况数据。(7)学科研究人员基本情况数据。(8)学科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数据。(9)学科相关研究文献和资料数据。(10)学科传统性研究数据。(11)学科现实性课题研究数据。(12)学术成果数据。(13)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数据。(14)学科前任学者与后继人才数据。(15)学科人才培养数据。(16)国内外人类学民族学相互研究状况和成果数据。(17)国内外人类学民族学最新研究动态或热点数据。(18)人类学民族学多媒体数据及数字博物馆等内容。当然,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数据库界定远不止这些,最终应该把数据库的建设置入于整个人类学民族学学科体系中去考虑。

  另外,要想使人类学民族学数据库具有长期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至少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快数据库建设力度。据笔者所知,目前学科内部根本没有专门人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只是有的网站稍带着做一点类似工作。因此,我们应该抓紧设置这方面的专门人才,专职从事人类学民族学数据库的数据收集、集成、加工和维护工作。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可对现有的散落在各研究机构中的大量丰富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资料建立数字化档案并可建设一些小规模的数据库,待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二是加强管理,提高质量。在各种文献、资料、数据、信息、图像、音频视频数据等整合上,可借鉴其他行业数据库的成功经验,争取建立一个统一的分类标准,形成体系和规模,并以科学管理和提高质量扩大影响,把数据库真正做成“名优”品牌。并在此基础上加强数字化成果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研究。三是抓紧人才培养。目前,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人才往往只具备很强的IT技术,但缺乏足够的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知识的训练。应该在国内人类学民族学专业教学中开设数字化人类学民族学课程,重点培养一批既懂得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知识,又懂得其数字化的应用和开发的专门人才,使之后继有人。四是提供经费支持。对于有条件的研究机构,可投入一定的资金,采取边建数据库,边运转的运作方式,还可以联系海外有关机构,争取他们的经济资助。五是加强国际合作。由于目前建立学科数据缺乏经验,我们可以就数据库的模式、利益均衡、版权、技术标准、评价体系等问题,同发达国家相关学科开展合作,以提高数据库的建设水平。

  综上所述,笔者仅从技术层面上讨论了人类学民族学学术研究的网络化、研究过程的数字化及学科数据库的建设等数字化问题。就学术层面而言,创新进程中的人类学民族学数字化研究,在方法论上还存有诸多挑战。因此,我们应该形成共识,即数字化人类学民族学不等于传统人类学民族学的简单数字化,亦不是坐在电脑旁,敲打键盘,滑动鼠标,将其全部内容搬上互联网就完事大吉了。真正的人类学民族学数字化不仅把传统内容变成电子版,还应该在与其他多种媒体资源共享等思路上多下功夫,这样才可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在技术层面上,我们也应该看到,人类学民族学数字化面临的问题和需要探讨的内容还不少。例如,认识理论认为,人们比较容易认同和接受与自己原有认识相一致的习惯,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习惯性的思维定式。特别是在当前,数字化人文并不真正属于主流学科,传统的学术传播和研究模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如果我们把人类学民族学现象全部量化、数字化,必然会造成结论的简单化。此外,网络手段无法取代现场交流。新型的网络研究手段可以跨越时空距离,实现研究人员相互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然而,过分依赖网络就会加剧研究人员之间的疏离,使之丧失了面对面的互动,会有一种“ 远水解不了近渴”的感觉。再有,原始手写文献资料转化为计算机可读文件,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并存有失真性。例如,田野调查的原始数据有些是被调查人员亲自用手书写的,对于研究人员来说,如果将其全部数字化将会失去其手写的意义。因此,我们应当提高责任意识,站在学科长远发展的高度上,深刻认识人类学民族学数字化对学科创新的作用并积极行动起来,相互配合,建言献策,使其尽快地发展并不断产生出信息资源共享的社会效益。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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