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及其现实意义

廖杨 贵州民族研究  200001

 在马克思晚年的大量笔记中，被称为“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的，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中收入的《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一册，1879年莫斯科版）一书摘要》、《路易・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75年伦敦版）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年伦敦版）一书摘要》和未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的《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注：该书摘要中译文可参阅徐明译：《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年第1期至第4期。）。这些笔记除1932年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达・彼・梁赞诺夫曾有所提及外，一直鲜为人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前苏联的一些刊物发表过这些文献，但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到1972年美国学者劳伦斯・克拉德《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一书出版后，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才开始重视，并陆续发表了不少专著和专论。近十多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重视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关心西方和前苏联东欧各国学者对这些笔记的研究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的出版，为我国学者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提供了良好条件。1986年12月全国第一次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学术研讨会在福州的召开，推动了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

    　　　　一、马克思的人类学转向
    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是在他的《资本论》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他从经济学走向人类学，却并不是在19世纪70的代的最后几年中突然完成，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就已注意人类学、考古学方面的材料。1853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所有制形式进行专门研究时，曾谈到了原始社会氏族组织的基本特征。他指出，诸如苏格兰氏族这样最早的欧洲社会形式与俄国公社和亚洲公社有着相同的特点，即“土地都是氏族的财产，在氏族内部，尽管有血缘关系，但是人们之间也有地位上的差别，正像所有古代亚洲的氏族公社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72页。）在这里，马克思已倾向于认为氏族公社制度是人类社会最早的所有制形式，并且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的历史阶段。1853年1月至3月，马克思阅读了威克菲尔德、帕弗列、贝尔尼埃、肯别尔、威尔克斯、帕顿、普莱斯特等人的作品，并对加利阿尼、瓦克斯穆特、考尔福斯等人的著作作了许多摘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726―727页。）。同年4 月至5月，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内部结构和发展前途作了广泛的考察，阅读了麦克――库洛赫、克列姆、贝尔尼埃、萨尔梯柯夫等人的作品以及其他一些有关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和经济方面的著作，并作了摘录。虽然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所掌握到的有关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知识、文献及材料，有的并不是直接来源于典型意义上的人类学著作，但它们仍可认为是马克思走向人类学的重要阶段。
    19世纪60年代，欧洲史学界对史前社会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德国学者毛勒的《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一书，对马克思产生了较大影响。　马克思在1868年对该书作了详细的研读和摘录。但是，这一时期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在史前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具体特点研究方面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并缺乏系统的阐述。因而这一时期关于原始社会组织的材料还不具备典型和普遍的意义。受此影响，马克思对史前社会的认识直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仍欠深入。他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在1872年《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所加的一个注释中，马克思再次陈述了他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所提出的观点：亚细亚的公社所有制作为原始的公有制形式，在后来发展中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如古代所有制形式或日耳曼所有制形式。这说明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仍未能解决逻辑与历史之间的矛盾问题。
    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后，西方人类学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突破性发展。以美国学者摩尔根为代表的对史前社会的科学研究，为马克思研究史前社会开拓了新的思路。从1881年起，马克思陆续阅读并摘录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莫尼的《爪哇，或怎样管一个殖民地》，以及帕顿的《亚洲君主制原则》和克拉辛斯基《斯拉夫民族的宗教史纲》等许多著作。通过对这些著作的精心研读，马克思解决了困扰他已久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逻辑上作为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和它在历史上表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的矛盾。马克思晚年放弃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说明他已意识到这一概念在表述史前社会时具有局限性。当然，马克思晚年放弃使用这一概念，也与他对东方农村公社制度的研究有关。实际上，马克思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就已把东方农村公社制度的研究纳入到整个人类学研究之中，这可以从他在这一时期所阅读的著作书目中反映出来：1873年他阅读了尼・卡拉乔夫的《古代和当代俄国的劳动组合》及其他著述；1876年至1878年阅读乌蒂塞诺维奇的《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克雷马乔的《印度法和法国法比较》、马・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一册；1881年重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没有收信人的信》；同年，他为自己开列了120 多种书目，但还没有完全包括他在工作中所用的一些文献资料；1882年马克思还阅读了华莱士的《俄国》等著作。
    通过对人类学及东方社会的广泛研究，马克思晚年在理论上取得了两大突破：一是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了他在19世纪50年代提出的社会形态理论，从而是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特别是关于私有制从原始公有制社会发展而来）的观点提供了确凿的历史依据；二是修正了他在19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东方社会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论，阐述了东方社会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虽然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及其所体现的思想更多的只是提出问题，而没有标志着他已完全解决了东方社会的具体发展道路问题，但他所提出的问题无疑为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历史观理论的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二、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的动因分析
    对于马克思晚年放下尚未完成的《资本论》的创作出版而转向人类学的动因，许多学者曾作了颇为有益的探讨，但迄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学者认为其转向是他早年从事哲学人类学（或人本学）探索的继续或回复，即他从哲学人类学进入到实证经验人类学是同一主题的发展，证明他毕生关注的是人类学问题（注：北美“辩证的人类学”学派力图把马克思晚年对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美国学者劳伦斯・克拉德在《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序言中用人本主义的固有方式来理解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他在《作为民族学家的马克思》及《马克思著作中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等著述中还认为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马克思晚年研究人类学是从经验基础上回复到早年的哲学人类学；1975年他在《国际社会史评论》等20卷中发表了长文《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原则和矛盾――关于人的科学的新观点》，进一步系统地运用人本主义观点阐述了他对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的特定理解。）。有的学者则认为其动因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注：国外学者莫里斯・布洛赫在《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学关系史》中认为，马克思晚年研究人类学是为了对原始社会生产方式进行实证研究，以便进一步论证唯物史观，说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必然性。国内学者鲁越等：《马克思晚年的创造性探索――“人类学笔记”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陈玲玲：《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等，亦基本上持这种看法。）。 还有的学者认为是出于对俄国前途和命运等现实革命斗争问题的深切关怀的需要（注：杨适、田盛颐：《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我们今天》，《史学理论》1988年第2期。）。这些意见均有其合理之处，但不全面。 人的问题或者说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始终是马克思理论思考的中心。任何理论均来源于实践并需接受实践的检验。总的看来，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既有出于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深层需要，又有来自现实革命斗争实践方面的直接需求。
    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与他直接面临着现实革命斗争的巨大挑战密切相关。资本主义的“繁荣”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困境”迫使他对自己以往的理论进行重新思考。
    19世纪下半叶的资本主义世界始终处于不断的动荡之中，经济危机此起彼伏。但是，这个时期只“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过革命”（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38页。），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所预言的经济危机必然导致政治革命并没有实现。尽管1871年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但当时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还没有发展到发生根本冲突的时候，因而欧洲范围内的普遍革命形势难以成立。1872年马克思再次考察巴黎公社失败的社会原因时指出，“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80页。）。 仅仅局限于一个城市的起义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也难以诱发欧洲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马克思在1873年又曾预言：随着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普遍危机”“又要临头了”（注：（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171页。）。 但危机不是导致革命而是导致资本主义的“繁荣”。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回顾马克思和他本人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过程时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598页。）。这种结果出乎马克思的预料，这不能不促使他对自己以往的理论进行反思和超越。
    与资本主义“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内部的分裂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影响，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内部存在着改良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受到了挑战。资本主义的“繁荣”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困境&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