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也会反抗

弱者也会反抗

      这是一本写于20多年前的著作，在其译为中文的短短几年里，却因其有趣的主题，被众多学科心照不宣地引为重要的参考书目，这些学科不但包括人类学、政治学，还有“三农问题”等等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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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同时代受“越南战争和左翼学术界对民族解放战争迷恋的刺激下”诞生的诸多作品有所不同(这些作品包括了埃里克·沃尔夫的《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霍布斯鲍姆的《盗匪》、《原始的叛乱》等等)，身为耶鲁大学政治学科与人类学教授、农业研究计划主任的本书作者詹姆斯·C·斯科特关注的是“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这些“无权群体的日常武器包括：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装傻卖呆，诽谤，纵火，破坏等”。
　　
　　 那么，我们现在有了一个问题，斯科特为什么选择了一条与同时代研究者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在其他研究者为世界范围内的农民革命高唱赞歌时，斯科特发现“很多时候，农民发现身处于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位置上，他们帮助统治集团获得了权力，但统治者推行的工业化、税收制度和集体化却与他们想象的为之抗争的目标大相径庭。”
　　
　　 答案已经出来了，农民阶层永远不会成为统治阶层，而永远都是统治阶层改造的对象。在许多左翼研究者赞扬农民革命时，斯科特理性地发现，农民阶层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在来自上层阶级的改造和自身利益之间，选择一条中间路线。政策制定者们或者为了政绩，或者为了公式推测的预期结果，或者为了短时期的政策调整，总是喜欢将那些大规模的改造方案加诸“社会的基石”———农民阶层之上。而以马来西亚吉打州穆达地区塞达卡村村民为代表的农民们，则总是以各种方式挑战现有的权力结构，维护自己的利益。
　　
　　 20世纪70-80年代之间的“绿色革命”打破了传统农业社会的阶级-经济关系。在这之前的乡村社会，大土地所有者与下层贫困农民之间更多地保持着一种“互惠”的关系，佃农们提供体力劳动，获得粮食收益，同时土地所有者有义务为同村经济水平较低的村民，创造额外收入的机会，并在更多时候，利用宗教节日或其他方式把财富分配给贫困村民；同时也对贫困村民的“小偷小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一种互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村落内部在财富以及食物(营养摄入)上的两级分化。
　　
　　 然而，当双耕制引入穆达地区后，“穷人愈穷，富人愈富”的局面终于出现，原有的互惠网络被逐步打破；随着联合收割机和卡车在当地出现，大土地所有者开始把工作承包给农业机械所有者，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把收益分散给下层出卖劳动力的村民。面对前来装稻子的卡车，“一大群村民设法将两颗大椰子树放倒在路上，以防止剩下的卡车离开。……其他卡车最终卸了货，稻谷麻袋被一袋一袋地运到主路上”，村民从每一袋稻谷中抽取了微薄的运费；同时，当一辆联合收割机陷入泥地无法开动之后，所有临近村落的居民都怀着节日般愉快的心情，赶来围观这一“盛况”，其实他们只是表达机械剥夺收入的不满，期望能重新获得收割稻子时那几日的临时工资。
　　
　　 如同工业革命时期，捣毁水利纺织机的愤怒手工纺织工人一样，时代变迁的车轮无法逆转。对于塞达卡村的村民来说，无论是主流的巫统成员，还是下层的伊斯兰教党党员，都只能以“好兵帅克”式的“暗中破坏者”的方式进行消极的反抗。上层阶级可以用政治能力与经济实力推动高效的变革，往往以打破原先社会结构作为代价，而下层社会的“反抗”，只是以某种方式，阻止社会在跨越式变革中面临的崩析威胁。双耕制和联合收割机的影响终究无法避免，不过人们继续在那些大机械无法到达的地方提供人力劳作，并开始前往附近的市镇从事季节性的短工，这些收入弥补了之前失去的工资；在一定意义上，这或许是一种社会变迁的方向。
　　
　　 弱者的反抗，永远属于弱者，而反抗的目的，是“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下层阶级的农民，在这场对抗中永远属于弱势的一方，然而正是这些“弱者”选择了改变历史-结构的方式，而这正是作者在另一部书里试图阐明的观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变人类状况的计划是如何失败的》。
　　
版次:RB05 版名:南方阅读 社科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7-10 http://gcontent.oeeee.com/6/e0/6e007f295ed3142b/Blog/457/b8b77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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