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存结构──纪念列维-斯特劳斯

纳日碧力戈：逝者存结构──纪念列维-斯特劳斯

逝者存结构──纪念列维-斯特劳斯

纳日碧力戈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

　 十月三十日是值得纪念的日子：格尔兹在2006年10月30日逝世；列维-斯特劳斯在2009年10月30日逝世。也许这标志了求真时代的即将结束，一个追求终极、追求理想的主流时代正在成为回忆。

　 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 定居巴黎的列维-斯特劳斯为人类社会留下两大遗产：反种族主义话语，结构主义理论。一九四一年，为逃避纳粹占领后法国的兵役，他移居纽约，执教于新社会研究学院。 列维－斯特劳斯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在自己已有的南美印第安人田野工作的基础上，着手分析大量北美印第安人的民族志材料。 他和另一位俄国难民、语言学家雅柯布逊结识，从后者那时得到结构语言学的分析工具，成为他学术研究的理论武器。

　 列维-斯特劳斯祖上来自阿尔萨斯，是犹太裔。他本人也因排犹太人法而丧失中学教职。一战和二战是对人生意义的拷问，经历心智和身体双重磨难的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饱受种族主义迫害的犹太精英阶层，不能不在探讨超验学理的同时，也投入捍卫个人、群体及至人类尊严的人道主义运动。列维-施特劳斯和他所敬重的博厄斯一样，是反种族主义的旗帜，他们尤其反对“西方种族中心主义”以及“西方种族和文化的优越论”，使国际人类学研究有了历史性转折。反种族主义成为当今国际学界及至政界的主流话语，美国人类学家协会的网站长期保留种族教育的栏目，投入4百50万元开展“种族项目”。列维-斯特劳斯指出“原始”人并不“原始”，“野蛮”人并不“野蛮”，相反，他们富于哲理，厚于审美，充满智慧。列维-斯特劳斯在1952的和1971年分别发表《种族与历史》和《种族与文化》，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种族的核心思想。他和博厄斯都是文化相对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他们都强调人类“心理同一”(psychic unity)，但也都强语言、文化、种族边界的不一致。在中国，有关种族的教育尚停留在初级阶段，文化中心主义、“民族泛化”、“再东方学化”仍比较流行。可以这样说，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发展程度和国民去种族主义的程度成正比。

　 列维-施特劳斯认为，文化在局部上是连续和历时的(diachronic)；但文化在总体上是共时的(synchronic)整体。这个观点就是索绪尔有关“内部语言学”的语言共时观。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系统以外的历史（历时）因素不决定某时某刻的“价值”；决定“价值”的是横向共时的各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他打比方说，下棋最重要的是各个棋子在此时此刻的相互关系，不在于在先和在后的过程。同样，棋子是用象牙做的还是用塑料做的，不决定棋戏的“价值”；重要的是棋子的数量和棋子之间的横向关系。就是说，跨越历史的横向结构关系最终决定“价值”或意义，而“历史”不过是许多横向结构关系的纵向堆积。这让我们联想到萨林斯的“文化语法”。结构主义认为，结构是一种关系的组合，整体决定部分，系统统辖成分，部分与部分、成分与成分之间对应存在，互相依赖。结构主义寻找不同“社会文本”中的深层结构，在不同的表现内容中，分析和发现共同的逻辑结构。社会和文化的现象是多样的，因而“十里不同俗”；但隐藏其下的深层结构却是同一的，因而“放之四海而皆准”。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结构主义的来源，除了西欧的索绪尔以外，还有以雅柯布逊为代表的美国-东欧来源。雅可布森出生在俄罗斯，是莫斯科语言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布拉格语言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和特鲁别茨科伊、哈利等人共同发展了音位理论，认为音位之间有对立关系，若干区别性特征构成一个音位。他把音位理论运用到语法和词汇研究，提出有关标记性的概念，如英语dog是无标记形式，可指公狗，也可指一切狗，而bitch是有标记形式，单指母狗。雅柯布逊和其他一些东欧学者独居美国，成为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大本营。雅柯布逊和突出贡献在于用音位理论来研究诗学、韵律学、符号学和信息论。

　 列维－斯特劳斯于1945年发表了《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一文，首次提出把音位学结构分析法运用于人类学的观点，得到人类学同行的普遍响应。他在1949出版了《亲属制度的基本结构》，提出关于亲属制度和婚姻制度的主要理论──联姻理论。这个理论强调联姻的结构意义和组织功能，指出各继嗣群通过交换女人来缔结联盟。1955年他出版了《神话的结构研究》，1958年出版了《结构人类学》，标志了结构人类学的成熟。列维-斯特劳斯在研究和理解人类文化和人类思维的时候，像结构语言学把语言看作具有深层结构的符号系统,认为文化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它表现了人类要对自己的经验进行排列和分类的通性;文化现象可以是多元的,但其底层的排列原则却是同一的。结构人类学的具体方法是，先确定某制度的构成单位，相当于语言学的归纳音位，即在抽象层面上，这些制度单位等于语言学音位或音素。在确定了这些结构单位之后，就可以进一步确定它们之间的对立、相关、互换或转化的关系。 来自不同社会的关于制度的经验材料不会为研究者提供这样的一致性，只有通过基于不同层面对具体田野材料的抽象，才能找到普世的社会通则。不过，列维－斯特劳斯也“告诫人们不要无根据地在深入分析过的语言学资料与经验行为资料之间建立相关性联系。”令人回味的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追求的制度一致性或普世的社会通则具有无意识的属性，而这种无意识属性却要借助有意识的研究者来揭示，这不仅给“科学”表述带来困难，也给结构主义的通俗化带来阻碍，因为人们毕竟要依赖意识来确定无意识，这个过程大多只能是定性而非定量的过程，更多地靠“悟性”而非经验来把握。不过，同样是结构主义语境，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欧洲大陆有不同的“操演”：英国学者多挑剔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的个别论点和细节，而忽视全书的整体论；法国学者多不研读局部，只关注结构主义大势：要么是结构主义，要么不是。如果说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多种社会人文学科提供了视野，那么人类学则为之提供了论据。

　 雅柯布逊用“二元对立”和“三角模型”分析音位系统，提出“语音学普遍性”原则和“区别性特征”理论，认为可以从所有人类语言的音位系统归纳出聚集音（compact）和分散音(diffuse)、钝音(grave)和锐音(acute)两项对比，这项对比又构成“元音三角”和“辅音三角”，统称“三角模型”。

　 区别性特征是将一个语言单位和另一个语言单位区别开来的特征，或“两个最小的语音单位仅有的一对区别”。例如，英语的［d］和［t］都属于齿龈塞音，但［d］是浊音，［t］是辅音，二者有清浊之分。乔姆斯基和哈勒把区别性特征扩充为三十多对，归入如下几个范畴：主类特征，包括响音对非响音，元音性等特征；声腔特征，涉及口腔形状和发音部位，如舌尖音对非舌尖音，前部音对非前部音；发音方法特征，如延续音对非延续音，紧张对松驰；声源特征，如浊音对清音，糙音对润音；韵律特征，如重音、音调等。

　 结构主义为社会文化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模式，尤其像“隐喻”、“组合”之类的概念，为研究者开辟了新的分析视角，可谓别开生面。“隐喻”和“转喻” 的用法来自布拉格语言学派的雅可布森，而列维-斯特劳斯更多地使用“纵聚合”和“横组合” 来表达同样的意思。结构人类学的典型做法是在文化材料中寻求结构性二元对立，推导转换生成的形式，而并不涉及本土人是如何看待自己文化的，因为文化材料的结构是无意识的产物。人类心灵的无意识结构通过各种文化形式表现出来，涉及神话、亲属制度、面具、丧葬活动，等等。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在解释以上概念的时候，使用了音乐的比喻：在乐谱上，一个个音符互相搭配，组成曲调，属于横组合；书写乐谱、手指弹奏的动作及其和音波的关系，属于纵聚合。另外需要了解的相关概念，还有“符号”和“代号”：前者指甲因素和乙因素不存在内在关系，即不属于同一个文化脉络时的关系；后者正好相反相反，存在内在关系，属于同一个文化脉络。因此：

　 符号/代号=隐喻/转喻=纵聚合关系/横组合关系=和声/旋律

　 继列维-斯特劳斯，语言人类学大师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也于2009年11月13日逝世，人类学尤其是语言人类学也因此失去了两个重要领军人物。列维-斯特劳斯虽去，他的结构仍在；大师虽去，他的关怀仍在。

参考文献

Charlotte Seymour-Smith.1986. MacMillan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Race, History, and Culutre,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1310/is_2001_Dec/ai_82066713/, accessed November 21, 2009

陈海洋编：《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R. R. K. 哈特曼、F. C. 斯托克：《语言与语言学词典》，黄长著等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艾德蒙·利奇著：《文化与交流》，郭凡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铭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潘蛟：《解构中国少数民族:去东方学化还是再东方学化》，《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2期第1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