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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塑造人的思维方式。但是，爱德·扬提醒道：“对此观点不要做简单化的认识。”
以往大量的心理学实验似乎支持了目前比较流行的看法，即东方人倾向于综合认识世界，而西方人则倾向于分析性思维。然而最新的研究表明，这种流行的看法过于片面。科学家们发现，一个人在此时此地有综合性的思维，在彼时彼地却可以有分析性的思维。而且，科学家们也逐步弄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思维在两者之间的转变。

其实，人类在思维上并没有多大的不同。我们既能进行分析性思维，亦能进行综合性思维。“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表现出特定的思维模式。”欧叶斯曼这样解释说。因此，与其按照文化来分裂这个世界，不如求诸己身，培养自己思维的灵活性，这将对我们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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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之痒
    罗格斯大学人类学家费希尔（Helen Fisher）谈到一个新发现，关于七年之痒。她过去一直以为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七年之痒的理论。她认为，人类通常在共同产出两个后代之后，婚姻的化学键趋于脆弱，双方都愿意寻找新的配偶。而人类将第二个后代培养到开始满地乱跑的时候，平均刚好七年过去。这个时候，婚姻的双方都可能有寻找新鲜感的愿望，而且双方还保有继续传宗接代的能力。这就是七年之痒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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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不是好莱坞，这里没有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只有无力阻止的灾难在蔓延。真正令作为“新自由主义”标杆的华尔街死亡的正是自由主义本身，美国一直向新兴国家兜售“新自由主义”，即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信奉自由贸易主义，最低政府干预以及最大程度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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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1961年关于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耶路撒冷审判的报道中，提出了“平庸之恶”这一名言。被指控对屠杀数百万犹太人负责的艾希曼，从外表到心智都是个心胸狭隘的官僚行政人员，埋头于数字和运输这类可能的琐事，却碰巧卷入了对人类的大规模谋杀。这位前Vacuum Oil Company公司雇员接受一个心理学家小组的检查，专家宣布他完全“正常”——“查完之后我发现”，其中一位成员略带黑色幽默地调侃道，“他的任何评分都比我更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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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if the US's massive financial rescue operation succeeds, it should be followed by something even more far-reaching –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lobal Monetary Authority to oversee markets that have become borderless.
即便美国的大规模金融救援行动取得成功，也应当再采取一项意义更为深远后续措施——建立“全球金融管理局”(Global Monetary Authority)来监督当前已变得没有国界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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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预测是在招摇撞骗？Why economic forecasts are so hard to get right
Economic forecasting is a long-standing joke, but the laughter has turned harsh and bitter in the wake of the credit crisis.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seems to be that economic forecasting is impossible, and that economic forecasters are charlat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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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争夺“扯大旗”现状愈演愈烈,高校院士名单之谜
    在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假如有院士任教，他们一定被摆在师资队伍最显著的位置上。“北京大学有中国科学院院士54人、中国工程院院士7人。”如果不去较真，一心向往名校的考生不会发现其中的奥秘。
    可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生对这句话表示了质疑，“李政道先生什么时候成了北大教授？”李政道先生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网站上的中文主页显示，他的“目前职务”是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在中国科大、北大、清华、南开等15所高校，他是“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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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乖戾的传统
　　中国人喜欢扎堆，一旦成群结队，举止有时就会有点乖张，一起欢乐的时候不是没有，但一同愤怒或者同仇敌忾，甚至假装同仇敌忾的时候，往往更多。当今之世，扎堆起哄的机会不多，往往很随机，而且不合法，官方称之为“群体性事件”。多少有点合法的，是针对外国的事儿，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理直气壮，官方即使想阻拦，也顾虑多多。网络时代，按道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应该加强，彼此了解增多，但实际上却未必，人们上了网，了解的机会多，误会的机会也多，更要命的是，乐于在网络溜达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反而不乐意见人，彼此膈膜更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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